廖朝骥认为，亚太媒体的责任不能止于传递合作数字，还应帮助不同社会看见彼此的复杂性，在机会、分歧与利益诉求之间建立更准确的理解，相信日后中马媒体在相互理解上将更上一层楼。
作为2026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APEC“中国年”)系列配套活动之一，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于9月5日在深圳开幕。9月3日，来自APEC成员经济体以及亚太、亚欧地区的主流媒体、智库、高校和国际组织的约100名代表齐聚粤港澳进行参访活动。
其间，马来西亚东南亚社科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主任廖朝骥对记者表示，亚太合作既要保持开放，也应尊重每个经济体的发展主体性；既要形成共识，更要把共识变成普通民众可以感知的具体成果。
深港提供“双城协同”参照
这不是廖朝骥第一次来到深圳。他向记者回忆起对深圳的第一印象：那是在2001年前后，他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研究生，通过罗湖口岸进入深圳。“那时的深圳整体环境比较粗糙，但发展很快”。
最近一两年，他因学术和媒体活动数次重访深圳，眼前的城市已“焕然一新”：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科技园区快速成长，公共空间品质显著提升。“深圳从一个边境口岸城市，转型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与媒体枢纽，这对研究东南亚与国际关系的学者来说，是很有启发性的案例”。
廖朝骥认为，深圳与香港两地的协同发展对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与新加坡的合作很有参照意义。2025年，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正式启动，目前正尝试整合新加坡的资本、技术和国际网络与柔佛的土地、劳动力和产业空间。在他看来，深圳如何借助毗邻香港的区位，从试验区成长为创新中心，为“新柔双城生活圈”和产业协同提供了值得研究的现实参照。
中马合作进入新阶段
当前中马经贸往来正在持续升温。在马来西亚媒体和公众眼中，中国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并非某一项变化，而是科技、文化、影视、平台经济、新能源汽车、光伏、人工智能芯片和数据中心等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廖朝骥说，由于中文媒体、华人社群以及密切的人文联系，中国议题很容易进入马来西亚舆论场；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变化也会迅速传导至东南亚，马来西亚往往是重要承接地之一。
新能源汽车、光伏、电子制造及其供应链投资，正在为柔佛、槟城等地带来就业、税收和技术升级机会。但在廖朝骥看来，衡量合作成效不能只看投资规模，还要看外来资本和技术能否真正带动本地产业生态，回应中小企业、劳动者和当地社会的关切。
马来西亚曾担任2020年APEC东道主，并推动通过《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提出到2040年建设开放、充满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六年后，中国担任APEC东道主，将“开放、创新、合作”列为三项优先领域。廖朝骥认为，两者体现出清晰的延续性：开放是基础，创新是动力，合作则要通过制度和项目落地。
当前，马来西亚正在推进“AI国家2030”及人工智能主权、治理和安全能力建设，希望在维护数据主权与安全的同时，把人工智能更多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廖朝骥期待，APEC能够推动成员围绕“政府使用人工智能指南”和“公共部门数据治理标准”展开对话，探索标准衔接与互认；更重要的是，在海关、税务、社会保障、医疗等场景开展跨境经验共享和试点合作，并设置办事时间缩短比例、线上办理率等可衡量指标。
他尤其看好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在医疗、养老及生活服务中的应用前景。“如果相关技术能在中马两国开展联合试点，将有助于提升民众生活品质和公共服务水平”。
互联互信，共同繁荣
马来西亚公众对中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投资、消费商业和文化社会三个层面；中国媒体有时容易把马来西亚简化为“华人社会”“投资节点”或“旅游目的地”。廖朝骥认为，亚太媒体的责任不能止于传递合作数字，还应帮助不同社会看见彼此的复杂性，在机会、分歧与利益诉求之间建立更准确的理解，相信日后中马媒体在相互理解上将更上一层楼。
在廖朝骥看来，马来西亚参与亚太合作有三项独特优势：地处马六甲海峡要冲、毗邻新加坡，是连接区域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重要节点；马来文、中文、英文并用，同时与东盟、中华文化圈和伊斯兰世界保持密切联系，具有独特的桥梁作用；法治、金融和教育体系相对成熟，适合长期投资和区域总部布局。
“马来西亚希望向APEC成员和世界展现的，是一个开放但不被动、合作但有主体性的国家。”廖朝骥说，马来西亚欢迎外资与技术，也重视本地产业生态与社会平衡；愿意在东盟和更广阔区域中发挥连接者作用，但不希望被简单纳入任何大国阵营。对亚太地区而言，这种以开放增进互联、以主体性维护互信的合作方式，正是通往共同繁荣的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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